老周把最后一个游戏盒子塞进背包的时候,北京的天已经黑了。
他住的出租屋在五环外，推开窗户能看见远处工地的塔吊，像某种巨大的十字架，戳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上，十年了，从二十三岁到三十三岁，他成了这座城市里最不起眼的推销员——专门卖BT狗游戏盒子，这名字听起来像某种恶作剧，一种针对狗的玩具，但实际上，那是装满盗版游戏的破解盒子，插上电视就能玩几千款“免费”游戏。
你问这生意合法吗？老周会尴尬地笑笑，不正面回答，但他会说：“你知道这城市有多少孩子，爸妈忙着打工，连个正版游戏都买不起吗？”这话像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,又像是某种自我安慰。
十年前老周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在游戏厅做机修，他记得那些穿着校服的孩子，攥着皱巴巴的零钱，站在街机前眼睛发亮，后来手机游戏兴起，街机厅关了，他失业了，再后来，一个老乡介绍他做游戏盒子推销，说这行来钱快，老周犹豫了一个星期，还是去了，不是没有道德负担,而是房东催租的声音比良心更响亮。
BT狗游戏盒子的推销并不容易，老周的客户主要是城中村的网吧、小卖部和一些游戏厅，他每天早上六点出门，坐两个小时公交，拎着那个装满样品的黑色帆布袋，一家一家地敲门，十年下来，他练就了一套话术：“老板，这个盒子不联网也能玩，千款游戏随便切换，进价六十，你卖一百五，利润够大吧？”
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，手机游戏占据了所有人的碎片时间，网吧一台台电脑被低价转让，连违法的游戏机厅都少了，更糟的是，国家开始整治盗版，老周的上家被抓了好几个，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某种濒危物种,在数字时代的洪流里苟延残喘。
推销员这个行业正在消亡，十年前，老周认识的同行有上百个，卖保险的、卖健身卡的、卖保健品和按摩椅的，他们挤在早班公交上，互相点头致意，那些人大多消失了，有的转行送外卖，有的回了老家，还有一个卖保险的老张，去年查出肺癌，整个人枯瘦得脱了形，躺在出租屋里,等着老婆从老家赶来。
老周去看过他一次，带了两箱牛奶，老张躺在床上，眼睛里全是空洞。“周啊，”他气若游丝地说，“你知道我这辈子卖了多少份保险吗？七百多份，可我自己一份都没买，我没钱买啊。”老周坐在床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想起自己卖出的那些游戏盒子，想起那些孩子兴奋的脸，想起自己每次说服自己继续干的理由——总比偷比抢好吧。
可真的好吗？上个月，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偷了家里的钱，买了他三个游戏盒子，孩子的父亲找上门来，站在出租屋门口骂了半个小时，老周低着头，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，那父亲最后说：“你是人吗？你也有孩子吧，你希望你孩子也这样吗？”老周说没有，他没有孩子，他连婚都没结，那父亲愣了几秒，转身走了,背影里有种说不出的悲悯。
回家的地铁上，老周对着车窗玻璃看自己，脸颊凹陷，眼角有细密的皱纹，头发也开始稀疏，他想起二十三岁刚到北京的时候，站在天桥上看车流，觉得这座城市有无限可能，现在他明白，那些可能都与他无关，它们属于写字楼里穿西装的人，属于在APP上点几下就能获得一切的人,属于那些他永远无法理解的新一代消费者。
推销员死了，被互联网杀死的，老周有时会想，如果自己年轻十岁，大概也会成为那些每天点外卖、刷短视频的年轻人中的一个，但他出生的那个小县城，网吧就是他全部的青春，盗版游戏是他唯一的快乐，他卖BT狗游戏盒子，某种程度上,是在卖一种他熟悉的生活方式。
那天晚上，老周接完今天最后一个客户，坐公交回出租屋，车上没几个人，前排坐着一对中年夫妇，女人靠在男人肩膀上睡着了，老周看着他们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：十年前他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，在路上见过一个老太太，推着小车卖烤红薯，她每天站在路口，风雨无阻，笑容满面，后来电商发达了，年轻人都在网上买吃的，她的生意也黄了，老周最后一次见她，她正把小车推进废品站，两人相视一笑,谁也没说话。
那种笑容里，有一种难言的默契，老周知道，他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事——用尽所有力气，撑起一个正在崩塌的小世界，推销员从来不只是推销商品，他们推销的是一个时代的余温，当这个时代轰然离去，他们成为了被遗落在路边的乘客，看着疾驰的列车,再也无法上车。
推销员死了，被算法、大数据、精准营销和网购平台，慢慢地，无声无息地埋葬了，也许有一天，那些卖BT狗游戏盒子的人会彻底消失，就像卖冰棍的、修钢笔的、磨刀剪的手艺人一样，变成某种怀旧叙事里的符号，但老周知道，他们消失的不只是职业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存在感。
第二天早晨，老周还是背起背包出门，走进电梯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，是新的客户，老周接起电话，重新操作起他那套话术,声音沙哑又熟练。
电梯门开了，他走进北京的晨雾里，那个背影坚定又恍惚，他要去的地方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在某个被遗忘的城中村里，某个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小卖部里，也许还存着他最后一个梦想：把背包里的BT狗游戏盒子卖掉，在下一个时代到来之前，继续挺直腰杆,做一个活的推销员。
推销员死了,但老周还活着。